| 库斯米纳医生疗法---吸引了大批癌症患者 |
| 【 整理发布：王力野生灵芝网 】 【 发布日期：7/6/2011 】 浏览次数:13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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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饮食习惯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个人经历，从中也能反映出我们所属的社会阶层。因此可以说，如果病人要彻底改变他的饮食习惯的话，那他同时也必须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东西，也要割舍一些社会习性。只有在具备了足够的心理条件后，我们才能做出这样关系重大的决定。但这个积极的决定对康复是非常有利的。
接下来的思索受到了我亲身经历的启示，那是两种具有库斯米纳(Kousmine)医生疗法特征的疾病：一些遭受着多发性硬化症煎熬病人，以及一些癌症患者，在后者面前传统的医疗手段束手无策。根据传统的医疗手段看，这些病人的状况都不容乐观，虽然快慢不一，但病情都在恶化，轻则残废，重则死亡。从医生那儿，他们既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也得不到希望：他们被遗弃了。
我们来看看库斯米纳(Kousmine)医生的治疗方法是如何把病人和医生从心理上沟通起来的，这种沟通又会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让我们从三个补充方面来看看这个问题：决心；积极的精神动力对病人的影响；当情况不可抗拒时对死亡的准备。
医患关系的重要性
就如我们所说的，只有意愿特别坚定人，才会愿意对饮食结构进行彻底地改变。产生这种动机的首要因素是病情的恶化。一个多发性硬化症或癌症的诊断结果会改变一个人对他的健康、他的生活的全部看法。他的过去、他的宝贵的饮食习惯，都将会被一种批判的态度所重新审视，未来也将会重新去创造。
对我来说，当然应该要让病人知道他的确切诊断结果，我也应该时刻掌握他的病情变化，不论是恶化还是好转。医生的谎言显示出他对病人承担自己命运的能力以及奋斗能力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只会对病人不利。
诊断结果的打击足以使病人产生改变饮食的念头，但条件是病人对提供给他的治疗持乐观态度。这就涉及到医生的信心问题了。不过，众所周知，酗酒的医生帮不了酒鬼；一个吸烟的人也不可能促使烟鬼戒烟。因此，为了有说服力，医生应该亲自体验一下这种饮食的效果和困难度。他应该尽量克服自己的反感去做洗肠，或者让病人去做。他应该是很情愿的而且是很有耐心的，知道所要放弃的是一项有很高威望的医疗技术。为了分享他的个人经历，他应该远离权力，虽然后者给他带来了现在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他与病人们见面时也要专注于谈论饮食，以巩固他们的决心。他还要热心组织病人之间的交流，这可以在组成的小组内部，或者干脆就在烹饪表演的时候。
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它们是与我们的动机背道而驰的。首先是反对，一些专家对他们从未采取过或不了解的方法都持反对态度。病人在两种互不相融的观点下无所适从。有些癌症患者是一些头脑不清醒的自杀者，他们在责任或是难以忍受的痛苦面前放弃了。
当有些这样的病人来我们这里就诊时，他们通常是迫于亲友的压力，但他们自己本身并不打算跟我们合作：这里的饮食就是痛苦，洗肠简直就是折磨，维生素疗法带来的副作用令人难以承受……因此病人常常离我们而去。所有的治疗手段都面临着有效性的问题，因而常常有意无意地被认为是一种威胁。但残废或死亡的风险比起生活中的重担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要及时认清每个病人的不同利益所在，要给予病人一些时间以使其变得有信心，也要给他们机会，以决定到底是选择存在还是毁灭。如果这样不行，那最好承认我们的无能为力，也不要再希望让病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跟我们合作。否则的话，我们之间的医患关系将会被彻底破坏掉。
对多发性硬化症的研究显示，有25%的病例有欣快现象。然而，在我研究的几十个病例当中，只有一个具有明显的欣快症特征。如果这个病人的病情是最严重的，并且一直在恶化，那他也不是一个巧合。因为他也是最不愿意照我的方法治疗的，虽然我告诉他这都是为他好。是他的家庭强迫他接受治疗的，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了治疗的效果。欣快性的多发性硬化症还不构成咨询库斯米纳(Kousmine)医生的学生的理由，因此，我们的过分细致的工作对这种病人不具有代表性。
积极的精神动力
在传统的医疗手段下，多发性硬化症病人或者是癌症患者被动地接受一些治疗技术，通常都是没什么用，而且也不舒服。医生，被认为是掌握着康复的钥匙，在他宽慰人的话语后面往往掩藏着他内心的不安。什么也不能使病人满怀信心地面对自己的命运，他等待着，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再没有比这些专家的态度更令人灰心的了。他们拒绝了病人提出的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治疗的建议。
相反的，库斯米纳(Kousmine)医生的治疗方法把病人纳入了一个积极的进程中。每顿饭、每次放弃、每次对习惯的改变，都让他坚定了康复的决心。这些行动逐渐影响了思维，有力地支持了意愿，也改变了对疾病的主观印象，对未来也充满了憧憬。每天，我接待的病人都是一些得了并不严重的亚急性疾病，或是因感冒久治不愈，还有因腰痛前来就诊的，等等。他们惊奇地发现自从来这儿以后，他们的病痛就开始消失了。这不是一种巧合，是求医看病、将自身的健康寄托于看医生的决心启动了康复的进程。这种机制对那些慢性病患者也是同样有效的。但须时刻提醒自己“要康复”。
自从卡尔(Carl)和斯泰法尼•西蒙通(Stéphanie Simonton)的研究成果发表以来，我们清楚地了解了积极的思想在癌症患者的康复中所起的客观作用。除了西蒙通提供的一些专业技术外，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为了病人：饮食，自不必说了，还有瑜伽，祈祷，生活方式的改变，各种治疗方法等等，都有利于这种积极思想的发展。
病人对自己健康状况的乐观态度是安慰剂作用的两个组成要素之一。另外一部分属于医生，与医生在治疗过程中的诺言及他治愈病人的真正愿望有关。医生要对安慰剂作用的质量负主要责任，这意味着医生在医患关系中扮演着一个突出的角色。他可以用他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这里主要是指他的营养学知识，来保证采用最好的方法并尽可能地胜任。
死亡的临近
通常，癌症患者来就医时一般都是晚期了，即使我们有办法来延续他们的生命或减少他们的病痛，但客观因素却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大限来临的可能性。就我来讲，对晚期癌症患者的治疗就包含着对可能到来的死亡的考虑。首先，因为我采取的是库斯米纳(Kousmine)医生的疗法，所以吸引了一大批癌症患者。其次，由于癌症在我们这个社会通常与死亡的威胁相提并论，因此要和病人一起面对这种看法，以使其免除不必要的情绪波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清醒的意识下谈论自己的生死问题；是那种我们从死亡那里得到的想法最终确认了生命的意义。今天，在一个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往往不是神甫，而是我们医务人员。通常，也是我们的干预剥夺了他们自己的死亡方式：是我们的技术对救生法不抱希望，是我们的安定片、我们的烦躁不安，我们的沉默以及我们的谎言。然而，在这最后的考验中，病人和医生可以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达到最深厚、最充实的地步。如果他们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那么在这里，他们彼此之间就是亲密无间了。不过，怎样使不可或缺的乐观精神与对治疗失败的心理准备协调起来呢？这里有两种类型的关系：第一种，病人服从医生，被动地接受治疗；第二种，病人非常了解自己的病情，了解对他进行的治疗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并且积极地参与到他认为适合自己的治疗中去。第二种情况非常符合我的胃口，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信息在第一阶段就被介绍进来了，与此同时也建立起了一种互信的关系。病人从中得到了保证，即不管病情如何变化，我都会告诉他一切实情。这种精神契约往往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只有在客观观察的基础上，当治疗的努力因客观原因而失败时，我才试着让病人去正视死亡，当然也一直没有丢弃症状可能缓和的希望。这种矛盾情绪是很现实的，好比人类生存状态中的一个结：每天我们都面临着死亡的风险，每天我们都在求生。在一定的条件下，那种风险似乎要更加突出。
结论
多亏了库斯米纳(Kousmine)医生，我们才有机会掌握了一门使我们能帮助那些重病病人的方法，而那些经典的方法对此却无能为力。
这种方法，技术上并不复杂，但为了达到其最佳的效果，需要医生具备对病人进行心理影响的知识，以及身体力行，这对医生来说分量不轻。通过一种独创的治疗关系，这种方法可以成为一个互相取长补短的机会。
营养治疗不仅有助于我们丰富关于生命化学的知识，而且提高了我们发掘自己潜力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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